监察委员会实质上就是反腐败工作机构，国家监察法就是反腐败国家立法，这必将有力推动反腐败斗争向纵深发展，不断厚植党执政的政治基础。

监察体制改革坚持问题导向，着力解决行政监察覆盖范围过窄、反腐败力量分散、纪律与法律衔接不畅等问题，实现国家监察理念思路、体制机制、方式方法的与时俱进，将有效提升运用法律治理国家的能力，把制度优势转化为管理国家的效能。

深化监察体制改革 推进试点工作之三

完善党和国家的自我监督

探索党长期执政条件下自我监督的有效途径，关乎党自身的兴衰成败和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要以自我革命的勇气，完善党和国家的自我监督，实现依法治国与依规治党、党内监督与国家监督、党的纪律检查与国家监察有机统一。

　　我们党全面执政、长期执政，制度优势已经充分显现，但也面临风险和挑战，最严峻的挑战就是对权力的有效监督。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做好监督体系顶层设计，既完善党的自我监督，又加强对国家机器的监督。党和国家的治理体系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依规治党，靠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二是依法治国，依据宪法法律法规治国理政。党内监督和国家监察是中国特色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中国共产党之所以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是从不讳疾忌医，敢于直面问题，具有很强的自我修复能力。对于拥有8900万党员的大党来说，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外部监督是必要的，但是根本要靠强化自我监督，以党内监督带动和促进其他监督。党内监督全覆盖，必然要求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监察全覆盖，健全完善权力监督制约体系。深化监察体制改革是确立中国特色监察体系的创制之举。我国自秦朝始就建立御史制度，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形成了一套自上而下的独立于行政权的监察体系，这与西方“三权分立”模式下监察隶属于立法机构或行政机构完全不同，是中华民族独特的制度传统。历史文化传统决定道路选择。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确立的监察制度体现着中华历史文化，是对中国监察制度的继承与发展，是对权力制约体制的新探索。监察机关既不是行政机关也不是司法机关，而是代表党和国家行使监督权。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就是要从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中汲取智慧，从实际出发，实现监察工作理念思路、体制机制、方式方法的与时俱进，走出一条适合历史传统和现实国情的道路。

　　党内监督与国家监察是一体两面，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在我国，80%的公务员、95%以上的领导干部都是共产党员，党内监督和国家监察既具有高度内在一致性，又具有高度互补性。一方面强化党内监督，坚持纪严于法、纪在法前，用纪律管住党员干部，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一方面构建国家监察体系，党内监督达不到的地方，或者对不适用执行党的纪律的公职人员，依法实施监察，真正把公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党内监督与国家监察辩证统一，本质上都属于党和国家的内部监督范畴，不同于其他形式的外部监督。要把党和国家的自我监督与民主监督、司法监督、社会监督、舆论监督等结合起来，形成发现问题、纠正偏差的有效机制，不断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深化监察体制改革 推进试点工作之四

使党的主张成为国家意志

　　社会主义法治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必须依靠社会主义法治。把反腐败斗争引向深入，使党的主张成为国家意志，需要深化监察体制改革，将行政监察法修改为国家监察法，使全面从严治党同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协调推进。

　　全面依法治国是党的主张，党的领导是社会主义法治最根本的保证。党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领导者、组织者、实践者，依法治国既要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法律，又要通过全面从严治党、依规治党，确保所有党组织、领导干部自觉遵守党的纪律，模范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法治是一致的。要防止落入“法律陷阱”、“民主陷阱”，决不能将二者对立起来，一讲法治就绝口不提党的领导。坚持党的领导必须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决不能含糊其辞、语焉不详。我国有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国情，我们的国家治理有其他国家不可比拟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也有我们自己长期积累的经验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个最大制度优势。在推进法治建设上要有足够的信心和底气，坚定“四个自信”，坚定不移把党的领导贯穿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全过程，确保党的意志体现在法治建设中，使法治建设服从服务于党、国家和人民的最高政治利益。

　　国家监察法实质就是反腐败国家立法，为监察机关依法履职提供法治依据。监察委员会是由国家权力机关设立的监督机关，与公安、检察机关等执法和司法机关性质完全不同。反腐败针对的职务犯罪区别于一般刑事犯罪，国家监察法也区别于刑事诉讼法；监察机关行使的调查权不同于刑事侦查权，不能简单套用司法机关的强制措施。监察机关调查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适用国家监察法，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后适用刑事诉讼法。要通过制定国家监察法，明确监察机关监督、调查、处置的职责，把目前正在实际运用的调查手段写入法律，赋予必要的调查权限，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惩治腐败。留置是调查手段，要将其在国家监察法中确立，形成依法治国的重要制度，解决长期困扰的法治难题，彰显出全面依法治国的决心和自信。

　　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相统一，用“政务处分”替代“政纪处分”。“政纪”是历史形成的，我们党早在陕甘宁边区就开始使用这一概念。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依法治国深入推进，我国法律体系不断完善，所有“政纪”均已成为国家立法，由《公务员法》、《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法律法规加以规定。在全面依法治国条件下，党纪与法律之间没有中间地带。监察机关依据相关法律对违法的公职人员作出政务处分决定，这将进一步推动依法执政，实现纪法分开和纪法衔接。